政和名人

陈朝老
陈朝老(1077～1147)，字廷臣，号欢喜居士，高宅里石门人。宋元符至宣和年间为太学生，敢直言朝政。大观三年(1109)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凡五命相，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曾布之赃污，赵挺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执中何为者耶？是犹以蚊负山也，亦无损于山，若以斯人治天下，臣恐天下坠甑矣”。宣和七年(1125)，因与太学诸生陈东等上书弹劾蔡京、童贯、王黼、李彦、梁思成、朱勔等“六贼臣”，被编置道州。建炎元年遇赦归耕于石门。绍兴年间，朝廷曾三次降诏征用，因当时朝廷秦桧当权，无意出仕，坚辞不起，被当时学者称为“三诏先生”。有文集百卷行世，今已失传。
 
邵知柔
邵知柔(1095～1167)，字民望，长城里邵屯人。政和五年(1115)考中进士。一生掌教国学，讲授东宫。历任国子司业、国子祭酒、太子左庶子兼太子侍读，乾道初任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洞霄宫。虽然桃李满天下，但辞官时贫食不给，回家时连盘缠都不足。太子把这些情况告诉皇帝，受到皇帝的赞叹，派遣中使在国学崇化堂特赐金帛，以荣其归。朝士皆载酒饯别于京都城门外，围观的人们称他为清白有节的贤臣。
 
朱松
朱松(1097～1143)，字乔年，徽州婺源人，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之父。宣和五年(1123)至六年任政和县尉。这是他中进士后的第一任官，颇有一番事业心，把家中百亩田产典质给同县张敦颐，举家迁往政和。他把政和看成自己的家乡，曾作《将还政和》一诗：“归去来兮岁欲穷。此身天地一宾鸿。明朝等是天崖客。家在大江东复东。”在任期间，他严格要求自己，构“韦斋书室”以自警，并首创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作《谕民戒溺女文》，以禁止当时民间溺女的风俗。
 
吴球
吴球(生卒无考)字元璞，县城人，为吴栋先祖。宋建炎三年(1129)高宗南巡到福建路，当时适逢省试，高宗允许福建路士人就本路帅司举行类试。吴球以本路第六名中榜。廷对时，他第一句话就说：“陛下任相非人，太学生陈东以直谏见诛，臣恐异日有赵高者，指鹿为马，终无敢发其奸者矣”。又说：“陛下有畏避小心而无规恢远略。”大胆直言，受世人称道。先被降授下州助教，没多久复赐进士出身，任泰州教授等职。
 
黄华
黄华(？～1284)，政和县人，元初福建农民起义军首领。生平事迹现已无从细考，据《元史》和朱维干的《福建史稿》等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夏。他在政和发动农民抗元起义，以盐夫为骨干，广泛召集建宁府其余各县和括苍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并联络畲族女英雄许夫人的抗元部队，共三万多人，断发纹身，号头陀军，英勇抵抗元军。声势浩大的头陀军，使元廷为之震惊。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元廷命高兴在建宁府设立行都元帅进行镇压。至元十七年八月，元廷又命完者都为镇国上将军福建等处征蛮都元帅，领兵五千与高兴会合。完者都以征蛮副元帅重职招降黄华，而且利用黄华熟悉福建山区作战的特点，命黄华为前驱，清剿漳州陈吊眼抗元起义军。黄华当时经不起重职收买，成为元廷剿陈的马前卒，攻破五个陈吊眼起义军寨。至元十九年三月陈吊眼在千壁岭被捕遭难，汀漳抗元起义军被剿灭。本为南北呼应的陈黄抗元起义军被元廷瓦解了，黄华也因之被授为建宁路管军总管。至元二十年(1283)，黄华再次起兵反元，打出反元复宋的旗号，称至元二十年为宋祥兴五年，人马发展到近十万，号称二十万。以政和为根据地，攻下浦城、崇安等县，围困建宁府，范围扩展到江西的铅山和浙江的江山等地，威震东南半壁和元廷朝野。当时元朝福建提刑按察使王恽惊呼：“福建一道收附之后，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其四”。同年十月，元廷命卜磷古带、史弼等领兵二万二千，调江淮行省参政伯颜，征东行省左丞刘国杰，江西道宣抚使高兴，福建行省左丞忽剌出共四行省军队围剿黄华头陀军。在强大的元军合力围剿面前，头陀军在辽阔的战区里拼死抵抗。黄华率军在铅山与高兴作战损兵八千，又率军急攻建宁，为高兴与福建行省元军合力作仗所败，折将两员。黄华退守江山洞，后退守赤岩寨。寨破，黄华自焚身亡，头陀军大部壮烈牺牲，无辜平民近万人遭元军杀戮。部分头陀军化整为零，转入偏僻山区，直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黄华的弟弟黄福和陆广、马胜再次发动起义未果，头陀军才被完全镇压下去。后人为了纪念黄华和头陀军的抗元斗争功绩，把头陀军驻扎过的许多山头命名为“黄华山”。见载于地方志的就有政和县城南的黄华山，建瓯县城北的大、小黄华山，浦城县城北的黄华山等等。
 
黄童
黄童(生卒无考)，字仕稚，县城人。由太学生擢入仕途，明永乐初(1405年前后)起拜监察御史。在奉命巡察考核南京苏浙一带吏治时，有一个大湖泊被盗贼占为窠穴，抢劫商船的事件不断发生。为了摸清情况，他打扮成商贩，借运送粮食的民船，进行侦察。他用计对前去行窃的强盗身上洒上石灰水，结果第二天被抓回来的这伙衣服上有灰迹的强盗都是巡检司的弓手。为了杜绝后患，他在湖泊筑起石堤为水门，按时启闭，使这个湖泊抢劫商船事件不再发生。
 
吴栋
吴栋(生卒无考)，字廷用，县城恺悌坊人，出生富家，处己甚俭。明永乐二年(1404)中进士，被选任户科给事中，因办事勤谨，得到太子朱高炽的赏识。朱高炽即位时，史部按资历升他为云南佥事，朱高炽特升他为刑部右侍郎。在奉命往江西清理军伍时，吉安府有位老大娘只有一个儿子，被里正以卫所士兵的名义占用服役，老大娘贫困不能生存而上告。当地有关权力机关不能分辨是非，冤情被压制得无处控告。吴认真勘察这个卫所，发现是以和士兵同姓而妄报的，就把老大娘的儿子释放回家。宣德三年(1428)吴奉命到湖广采木时，许多役夫触冒寒暑，染上疾病。吴懂得医道，不但捐资买药给役夫服用，而且亲自给役夫诊病。
 
陈桓
陈桓(生卒无考)，号盘溪，今杨源乡坂头村人。明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庐州知府、九江兵备副使。居官清廉，归家后田产仅足糊口，布衣疏食，但对政和人民的疾苦颇为关心，上《民情书》为政和人民陈情免派驿传夫银。《民情书》说：“政和民寡，田少，收薄，土瘠，差繁。比之建阳等县百姓苦乐大有不同。……故告摊分，则富县既贫，安有贫县翻富之理。此犹壮夫欲均负于么麽衰病之人，在已诚为轻省，别人何以担当。桓目击斯弊，不忍颠连无告，少露衷曲，伏维裁度转达，免派驿传夫银，以顺民情，以宽民力，以安地方，不胜幸甚。”
 
罗攀桂
罗攀桂(生卒无考)，字枝一，号屏山，清乾隆六十年(1795)中进士，出任江西崇仁知县。该县有一个富翁，因未婚女婿家道中落至贫，以千金重赂罗攀桂，想让知县为其解除婚约。罗表面接受，到公堂上，却诉责富翁说：“汝欲改婚者，为婿贫故耳，今余赠以千金，可不贫矣。汝厌贫弃理，罚千金以益之。”于是当场举行婚礼，派鼓乐队送这对新婚夫妇回家，公众叹服。
 
宋捷登
宋捷登(生卒无考)字用吉，号云峰，清代东平里人。为人勤奋好学，乐善好施。分家后没几年，诸兄弟产尽破落，他把诸兄弟重新聚合为一家，和睦相处。他常对人说：“昔范文正公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吾岂不能以一家一户为己任耶？”政和山多田少，遇到歉收年份，米价昂贵，他设立义仓，储谷三千石，夏放冬敛，谷价以平。又在乡里倡设义学，置田八百亩，以赡生徒。并倡议广捐宾兴经费，用以资助赴省考试而缺路费的人。自己还捐资修县城的文庙、星溪桥和修县志等，一生著述颇丰。
 
杨起葵
杨起葵(1891～1969)字芗亭，东平凤池村人。出生于儒学家庭，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毕生从教，桃李芬芳。他不但教学经验丰富，而且对发展教育事业有独到的见解。1933年他在《建瓯杂志》上发表《略谈我国今后教育方针》一文，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发展乡村教育，对农村儿童授以文化、卫生、交通知识，进而普及农事中的良种、土壤、肥料、防治病虫害等科技知识，提高技术水平，发展农林业。二是发展职业教育，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经济世界，不发展经济必受列强侵略，而陷国计民生于贫穷落后，因而要在发展乡村教育的同时，特别注意手工业和各种职业的职业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和生产能力，使学生有谋生之能，对发展国民经济也十分有利。三是注重道德教育，指出德育是学生立世治事之本，在学生时期加强道德教育，对学生的性格品质有终身的影响，是培养德才兼备者的必经之道。他文学造诣高深，能诗善吟，著有《乐山吟草》诗集一卷，收集平生所作诗文三百首。
 
秦光前
秦光前(1893～1987)，城关人，民主人士。历任民国政府县长和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常委等职。秦光前在民国时期曾任将乐、长汀、清流等县长和科长等职。1949年政和解放前夕，众多乡绅纷纷外逃，他却在福州一解放就携妻带儿从福州返回政和，他说：“我虽三任县长四任秘书，从政半生，但两袖清风并无劣迹，我为人正直，对乡梓无丝毫之害，有寸尺之劳，解放军乃仁义之师，共产党是民众之党，我问心无愧，回乡何惧？”回乡不久，人民政府粮食困难，组织工作队四出借粮，一些富户拖延不交，他却倾仓以出，借谷3000多斤。剿匪期间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对土匪做政治瓦解工作。土改期间主动献出田产。他的行动受到人民政府的称赞，他也得到人民政府的重用。
 
陈机水　陈机清　陈机有　陈机盛
陈机水兄弟四人，出生于东平高山村，后定居凤池村，他和三个弟弟以及儿子陈贵芳相继走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一家15口人，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在战斗中牺牲、被敌人枪杀和被捕遇害的达13人，到1949年解放时仅留下儿子陈贵芳和妻子叶彩菊。陈机水(1895～1940)，兄弟中排行第一，以耕山务农为业，兼事砍柴和为地主帮工等。1928年秋，积极参加共产党员杨则仕领导的农会活动，并成为政和县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县第一批8个中共党员之一。1934年被推选参加东平区苏维埃工作，并任游击队分队长。1935年苏区丧失后，坚持革命工作，为游击队收集提供情报，购买运送物资，护送交通员，保存党的文件工作。1940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带领游击队由大源村前往凤头镇压反革命。队伍到达凤头村外时，遇到东平镇队兵的包围，在突围中为了掩护队员转移时，手膊七寸处被敌人子弹打断，藏身于田边蒿笋丛中，终因伤寒交迫，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陈机清(1897～1943)，又名陈章生，排行第二，中共党员。1934年参加建松政游击队，为队员。苏区丧失后，他坚持在建松政地区开展游击斗争。1943年春，敌顽钱东亮部属参谋长柴毅坐镇东平对游击队进行疯狂进攻，四月的一天，陈机清往水吉寻找游击队联络工作，路过水尾村时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宁死不屈，保护了游击队的安全。同月，他英勇就义于停水柯坑。陈机有(1899～1934)，排行第三，中共党员。1934年8月，任凤池乡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年底，国民党刘和鼎56师进攻建松政苏区，挨村组织联兵进山搜剿游击队，陈机有和弟弟陈机盛在掩护群众撤退中受敌兵包围被捕，押至田溪底炉桥头山坡被枪杀。陈机盛(1901～1934)，又名陈机顺，排行第四，中共党员。1925年参加农民自发的抗租斗争，带领农民与地主进行论理斗争，惨遭地主狗腿毒打，又遭民国政府通缉追捕，他埋姓隐名，流落他乡，直至1932年才回到凤池村。1934年8月，他当选为凤池乡苏维埃主席。1934年12月与其兄陈机有一起为掩护群众撤退时被捕遇害。
 
洪坤元
洪坤元(1896～1935)，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洪家村人，中共党员。历任弋阳区、县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闽北拥苏反帝大同盟主任、建松政中心县委书记等。洪坤元出身在农民家庭，念过两年私塾，1925年，方志敏在弋阳农村开展革命活动时，参加革命队伍，先后在弋阳、上饶、铅山、广(丰)浦(城)等地领导农民革命运动。中央工农红军长征后，地处闽北的建松政苏区遭到刘和鼎56师的严重摧残。1935年3月，闽北分区委派遣洪坤元到建松政地区，领导游击战争。到建松政之后，洪坤元改变了对敌斗争策略，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于山头，保存革命武装，扩大游击地盘。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将建松政游击区扩大到南浦溪上游的干仙岗、闽浙交界的松溪古同、政和的西津河对岸，包括十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党组织恢复活动，并有很大的发展。1935年5月，建松政中心县委成立，洪坤元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下设政和、松溪、浦城、水吉四个区委。以东平为中心的一部分苏区也得到恢复，洪坤元兼任建松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洪坤元的努力下，建松政游击区成为闽东北游击根据地的主体。建松政游击区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反动当局勾结地痞、土匪和大刀会伺机进攻游击区。6月初，瓯南大刀会会同水吉、樟墩的反动武装，向建松政地区发动进攻。大刀会先攻占松溪的外屯乡。6月7日，大刀会的头目将政和西表保长抓到外屯乡公所，逼他交出洪坤元，因其不知洪坤元下落，被扣下来。四天后，大刀会又派人传呼西表乡的全部保甲长，扬言一周拿不出洪坤元的首级，不但将西表保长斩首，而且要将西表乡所有村庄烧毁踩平。过了几天，西表一个反动甲长打听到洪坤元隐蔽在朱地村的一个破砖瓦窑洞内，于是向大刀会告密。17日上午，大刀会率会徒袭击朱地村。大敌当前，洪坤元冷静沉着，一面指挥游击队奋起反击，一面掩护乡亲转移。激战中，终因寡不敌众，洪坤元在掩护战友撤退中身负重伤，被大刀会会徒捉获，罪恶的反动甲长砍下洪坤元的头颅。坚强共产主义战士，建松政革命优秀的领导人洪坤元，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叶彩菊 
叶彩菊(1900～1988)，东平车盘村人，为陈贵芳的母亲。在革命战争年代投身人民革命事业，多次被捕入狱，坚贞不屈，被誉为革命老妈妈。叶彩菊出生在一个隐居山野的穷书生家庭，自幼生活艰苦，勤劳能干，意志坚强，爱憎分明。1928年后，东平一带为建松政苏区的中心，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叶彩菊一家都投入土地革命运动，成了红色堡垒户。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中，叶彩菊三次身陷囹圄，在狱中和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1941年2月，叶彩菊和年仅四岁的小儿子陈贵义在姜地村被捕，坐进松溪监狱。国民党顽固派百般折磨她。把她反绑双手挂在墙上，脚脖子套上沉重的木枷，叫她“活受罪”；把她关进又脏又臭的牢房，每天只给母子俩四两粥，饿垮她；把她拉到刑场上陪斩，妄图吓坏她等等，但是，叶彩菊就是不说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秘密。她只用一句话来对付敌人：“儿大不由娘，我不知道我儿子的事！”是年10月，叶彩菊几经摧残已命在旦夕。敌人又想来个放长线钓大鱼，让她保外就医。后在乡亲的掩护下，终于逃出敌人的监视。1943年4月，叶彩菊第二次落入魔掌。国民党84师参谋长柴毅亲自出马审讯，对她施用夹手指、坐老虎凳、针扎指尖、香火烧身等酷刑，但是敌人能得到的，还是她口中的四个字“我不知道！”第二年2月，才把她放出来。1945年1月，叶彩菊第三次被捕。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她为诱饵，引游击队上钩，以达到剿灭游击队的目的。叶彩菊抓住敌人急于剿灭游击队的妄想，经常编造一些假情报或提供一些过时的情报给敌人，使敌军清剿不是扑空就是受损。游击队则将计就计，引蛇出洞，伺机打击，使敌军被打得日夜不安、穷于应付，游击队却越战越勇。11月，游击队成攻袭击离县城五六里的林屯乡公所，把县长吓得魂飞魄散，才释放了叶彩菊。解放后，叶彩菊受到政和人民群众的敬仰，1951年光荣地当选为革命老区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黄立贵
黄立贵(1902～1937)，江西省横峰县青板桥人，中共党员。历任中央工农红军第7军团21师58团团长、闽北独立师师长、闽赣省委委员兼闽中特委书记等职，是一员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建松政苏区的创建者。
黄立贵出生于雇农家庭，小时放牛砍柴，稍大从师学木匠。1926年参加农会，1927年参加农民暴动后加入红军队伍，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打战勇猛过人，被称为“黄老虎”。
1934年8月，黄立贵率58团及地方工作团共800多人，经建阳马岚挺进政和县东平镇，与杨则仕会合于西表。不到十天，58团先后消灭了政和县的东平、护田、石屯，松溪县的梅口、路下桥，水吉县的樟墩、杭头、外屯，浦城县的水北、豪村、石陂等地的地方反动武装和政权，建松政地区土地革命因此由秘密或半公开转为公开，迅速进入了革命高潮。8月底成立建松政革命委员会。9月，刘和鼎56师3个营配合松溪、政和、浦城、建阳等县反动民团共2000多兵力，赶来偷袭东平。黄立贵率领军民埋伏在太平隘，与敌军激战十几个小时，击退敌人进攻，稳定了建松政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势。9月底，建松政苏维埃政府在东平凤池村成立。随后，58团兵分三路深入农村帮助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一支一百多人的苏区独立营武装和各区赤卫队、少先队等，使建松政苏区成为闽北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月，黄立贵率58团主力护送建松政参观团赴崇安苏区。1935年2月闽北红军整编为独立师，黄立贵任师长。
在58团主力离开东平期间，国民党刘和鼎部攻占建松政苏区，使建松政苏区遭受严重的摧残。1935年3月，黄立贵奉命率三百多兵力打回东平，收复失地，在扭转建松政地区紧张局势后，回师崇安。
1935年底，为了寻找闽东红军独立师，黄立贵率一个营的兵力活动在周宁、政和边境，终于在1936年2月与闽东红军在洞宫山会师。4月，黄立贵护送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在洞宫山与叶飞会面，召开著名的“洞宫山联席会议”。
1937年7月13日，担任闽中分区特委书记的黄立贵带40多个兵力寻找黄道部队时，在邵武县洒溪桥附近遭敌兵包围，为掩护同志撤退而不幸中弹牺牲。
 
杨润葵
杨润葵(1902～1985)，字惠生，东平凤池村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专门部商科，一生从教40年，大部在建瓯一中任教。他在教学上突出特点之一是备课认真，主张“备课务求其详，讲课务求其精”，教学语言精练，形象生动，如“官话不够、土话来凑”，“探求真理是需要长期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只有这样才能一旦豁然贯通，达到有如女人难产后那样的境地，绝不是轻松耍猴似的把把戏”等等，诙谐而形象，能迅即驱散学生心中的迷雾。其二是重启发、促探索，主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课注重启发学生思维，教学相长，如教数学基本概念要让学生知道各有关定理定义的相互关系，然后再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表述新概念等，把死概念教活。其三是主张多听课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981年1月，杨润葵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对他的学生、任台湾当局海军司令的邹坚作录音广播谈话，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出一分力。
 
杨培葵
杨培葵，(1903～1943)，字则勇，别号植亭，东平凤池人。他原学医于福州柴井医院，1931年毕业后应共产党人杨则仕的邀请，弃医从教，回政和当教员，先在城关东和小学，后到东平小学任教。他一面以教书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一面为革命培养人才。杨则仕常对他说“吾二人系三同，同族兄弟，同校同学，同为革命同志”。杨培葵回政和后首倡演“文明戏”，首次演出时还自编自演了一段批判“男尊女卑”旧观念的独角戏，以“文明戏”为宣传革命道理的手段，启发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东平警察所有个所长经常明抢暗偷农民种的菜。一次一个农民求他不要过量采摘，所长恼羞成怒，用火笼把农民烫伤。杨培葵知道后，立即把这件事编成戏剧演出，为贫苦农民伸张正义。杨培葵精于西医，每至一校必随带药箱，求诊者仅收药费不收诊费，贫困户则二者皆免。
 
杨则益
杨则益(1903～1940)，又名杨运山，东平凤池人。出身在一个收入微薄的私塾先生家庭。1920年，他的父亲病逝。大哥又被土匪杀害。激起他对当时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深恶痛绝，他说：“黄河尚有澄清日，穷人岂无出头时。”
1928年，他参加了共产党员杨则仕创立的“读书会”，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在群众中传播革命道理。他常常利用劳动之余和晚上，深入各村各户，借“讲故事”为名，秘密召集群众座谈会。由于他有很强的宣传和组织能力，能运用显而易见的事例，生动形象的比喻，把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使“穷人齐心抱团，打倒地主土豪，实行土地革命”的道理深入人心。当年冬，凤池成立红色农民协会，他成为农协会骨干。次年春，他参加了“政和县第一次农协会代表大会”。
1930年春，他遵照协会指示，深入到凤池、山溪、池坑等村佃户家里，发动佃户以“登门退佃”方法迫使地主土豪让步。地主土豪先是威胁，后又欺骗，妄图瓦解佃户的斗志，他及时对佃户说，穷人要齐心，坚持退佃，决不能上当受骗，使地主被迫取消原租佃契约(主八佃二或主七佃三)改订新的租佃契约(主佃各半或主四佃六)，并废除了“倘有欠租送官追究，红白喜事，佃户得无偿帮工”条款。1931年和1932年，他在农协会的领导下，在凤池一带，组织灾民取得向地主借粮和“吃大户”斗争的胜利，会员也发展到八九百人。
1934年9月下旬，建松政苏维埃政府在凤池村成立，杨则益当选为苏维埃政治部部长。他不顾体弱多病忘我工作，白天下村调查摸底核对各户土地，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晚上，汇集各村土地情况分类造册，统计人口等。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说：“能赶上这样火红的革命年代，是我有福气，我还嫌做得太少呢！”到10月中旬，凤池、西表、东平、姜地等村都顺利开展了土地革命。
1938年1月，杨则益参加新四军五团赴皖南，7月因体弱多病，不适应部队频繁的战斗生活回乡坚持地方工作。1940年3月在东平做统战工作时，因地主告密被捕遇害。
 
杨则仕
杨则仕(1909～1935)，又名杨又仕，字优如，东平凤池村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政和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和建松政苏区创建人。
杨则仕出生于农村中的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兼做酱油买卖。他自幼聪颖好学，在凤池小学就学时品学兼优。1924年秋考入省立建瓯第五中学，在共产党员杨峻德同志启发教育下，他阅读了《向导》、《新青年》、《觉悟》等进步刊物，逐步接受革命思想，积极投入革命洪流，组织进步同学走上街头，搜查焚烧日货。他平时不爱讲话，可是，上街宣传演讲却能滔滔不绝地向群众讲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并且语音洪亮，感情激越。1926年11月，杨则仕当选为建瓯县学生联合会会长。1927年3月，由杨峻德、翁树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担任共青团建瓯小组组长。在中共建瓯支部的领导下，杨则仕于1927年秋，组织了五中学生开展反对当局撤换校长(中共地下党员)的罢课斗争。1928年3月，他组织学生会，并联合工会、妇女会，发动群众数千人冲入法院，对法院纵容包庇基督教牧师公开咒骂学生运动，污蔑共产党的行为进行斗争。还将法院院长绑起来，戴高帽游街示众。杨则仕在这次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列，理直气壮，驳得院长哑口无言，不得不低头认罪。
1928年8月，杨则仕奉党的指示返回家乡，在家里开办私塾，以教书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邀集进步的同窗好友成立红色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利用课余，假日夜晚，深入各村各户，秘密召开群众座谈会，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建立红色农会。1929年3月，他在凤池村福主庙秘密主持召开政和县第一次农协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农协会会长。为了解决革命活动经费，他把节衣缩食省下的钱捐献给农会，还动员家里拿出部份粮食救急，甚至变卖家产支持革命。杨则仕十分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先后吸收农协会骨干杨则震、陈机水、杨则定、叶文诚、张顺礼、杨则镐、池大汉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7月在凤池杨氏祠堂召开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政和支部。在杨则仕的主持下，中共政和支部胜利地领导1930年初以凤池为中心方圆二三十里广大农民的减租息的“登门退佃”斗争和1931年夏以东平为中心建松政边邻地区农民破仓借粮度饥荒的斗争。当时，凤池恶霸地主勾结东平镇民团，以“严惩抢粮土匪”的罪名，抓走几个农会骨干。杨则仕闻讯后，一面直奔东平镇为被捕农协会员辩护，一面布置党员组织附近农民赶来助战。民团见农会人多势众，只好宣布被捕农民无罪释放。堂上，杨则仕义正辞严，把地主豪绅不顾农民死活囤粮发财的罪行一一揭露，迫使地主豪绅忍痛答应借粮。
1932年，杨则仕领导的农民革命由凤池一带扩大到水吉姜地和松溪的新浦一带。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着手为创立新苏区而做好准备工作，抓紧扩大党和农会组织，共青团青年队、妇女会、儿童团也相继成立。八月，他派王华兴、范生仔等农会骨干到崇安苏区参观根据地建设，学习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并通过各种渠道，在群众中广为传播。1933年10月，他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从农会中挑选20几个立场坚定、勇敢精捍的骨干会员，建立全县第一支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凤池农会游击队。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他多次向闽北分区委要求派红军主力协助开辟建松政新苏区。1934年7月，黄立贵率领闽北红军58团进军东平，杨则仕领导当地农会、青年队等革命组织密切配合主力作仗，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创建了以凤池为中心，包括政和、建阳、松溪、浦城边界近500个村庄，拥有9万人口的建松政苏区。9月，相继成立建松政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建松政县委，杨则仕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县委副书记。
1934年11月，杨则仕率苏区干部在闽北红军58团护送下到崇安参观学习。国民党军56师趁机攻陷建松政苏区。杨则仕家被洗劫一空。堂兄杨则镐被国民党兵用木棒活活打死，母亲被困死山上，妻子带着幼子逃往他乡。12月，杨则仕和红军58团回师东平。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人民重建苏区。这时，国民党军队加紧对闽北苏区的围剿，杨则仕奉命带领建松政苏区骨干一百多人随同58团撤到崇安。1935年3月，敌军占领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后，加紧对山里的红军进行封锁围困。红军战士粮盐紧缺，面黄肌瘦，饥寒交迫。杨则仕见此情景主动下山筹粮。在大安乡附近被敌人发觉，他坚持搏斗到弹尽粮绝，不幸被捕，解赴建瓯。在狱中，敌人对他软硬兼施，要他供出闽北党组织、红军人员和详细地点。他受尽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就是杨则仕，当过苏区书记。要杀就杀。何必多问！”使敌人一无所获。1935年3月的一天，杨则仕在建瓯朝天门外英勇就义。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大声高呼：“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
 
黄可英
黄可英(1909～1934)沙县人。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福州市委领导，中共建瓯县委书记。
黄可英曾两度受中共福州市委的派遣，到建瓯加强党的领导工作。1932年7月，他再次到建瓯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以往仅开展城镇工作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革命，建立革命武装，抵御反动派镇压，造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他深入到建瓯、政和、松溪三县边界农村，组织农会，置办武器。1932年12月闽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成立，黄可英任游击队政治委员。1933年9月，因叛徒出卖，游击队被国民党军56师围歼，黄可英转赴政和东平一带与杨则仕汇合，加强了政和支部的领导力量。
黄可英到东平之后，根据群众高涨的斗争情绪，进一步引导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10月，黄可英、杨则仕在农协会中挑选出立场坚定、勇敢精悍的20几个会员，组成政和第一支半公开的赤色农会游击队。队伍在黄可英、杨则仕的领导下，日臻活跃。
1934年初，农会为筹备革命经费和武器，开展规模更大的斗争，游击队在黄可英、杨则仕的带领下，携带仅有的一支手枪以及土铳、梭标、大刀到瓯南水吉龙安一带，抓获豪绅地主多名，筹到一笔经费。返回路经茶筒岭时，遭遇瓯南反动民团的伏击，黄可英阵亡。
 
范振辉
范振辉(1911～1938)又名范岩寿，寿宁县城关人。贫民家庭出身，中共党员，历任中共寿景庆县委书记、寿政庆中心县委书记等职。
1937年初，中共闽浙边省委完全分裂，寿庆泰地区革命被敌人压下去。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闽东特委派范振辉到寿政庆地区开展革命活动。1937年8月，建立中共寿政庆中心县委，范振辉任书记，县委机关设在政和新康口，同时建立一支100多人的游击队。11月，叶飞奉命率闽东红军13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范振辉留在寿政庆地区继续开展斗争。
1938年1月，原与闽东北红军结成联盟的大刀会头子林熙明，因大部红军北上抗日，在军事上失去对他的约束力量，加上国民党特务竭力拉拢挑拨，感到与红军分道扬镳的时机已到，便脱离了与红军结盟的轨道，胡作非为起来，经常到根据地范围的外屯、湖屯、际面、院勺、黄坑等乡村派款拉丁，每村派三、五百元，有的大村要派上千元大洋，贫苦群众出不起钱，就纷纷跑到中共寿政庆中心县委诉苦。范振辉为了顾全统一战线大局，他先是写信劝阻林熙明大刀会不要胡作非为，尔后又派副支队长周福吉、吴远行，班长吴永庄等人到“林营”去做工作。此时的林熙明态度恶劣，蛮横无理，反而要游击队给他送枪支弹药作为不向群众派款的条件。范振辉对这无理要求给予严词拒绝和批评。于是相互间中断联系，矛盾日趋激化。

1938年3月林熙明利令智昏，下决心反共，于农历二月十八日夜晚，秘密率领三百多武装，突然把新康口村团团围住。范振辉猝不及防，双方激战到天快亮时，范振辉同志命支队长杨传顺带领剩下的同志冲出重围，自己因重伤在身，原地隐蔽。后因叛徒出卖，当天下午被当地反动豪绅抓到新康村附近的双鼻亭杀害。
 
张家镇　张发祯
张家镇(1907～1938)又名张达武，屏南县岩后村人。农民出身，中共党员，是政屏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
张发祯(1913～1943)别名白头顶，政和县杨源仰头村人。乡村医生，中共党员，是政屏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
1934年初，闽东地区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各地纷纷建立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闽东党组织派地下交通员张和禄到政和仰头村进行秘密建党工作。3月，经张和禄介绍，张家镇和张发祯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投身政屏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工作。他们走村串户，传播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动贫苦农民组织贫农团。不久，政屏支部建立，张家镇任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政屏边贫农团迅速发展，以仰头和岩后为中心，西岩、坂头、花桥、翠溪、尖山头、洞宫等地都先后组织了贫农团，开展“抗租、抗债、抗丁、抗捐、抗税”等斗争。7月，中共政屏中心区委成立，张家镇任书记，张发祯任仰头支部书记。1935年3月，阮英平率闽东红军百余人在洞宫山的大窠、仰头，打败国民党正规军和屏南地方民团的围攻，并乘胜扫清政屏边周围敌人，使政屏边土地革命进入高潮。6月政屏苏维埃政府成立，张发祯任主席。同时建立政屏游击队。
政屏边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在1936年到1937年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调集重兵对政屏地区进行了两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根据地人民在张家镇、张发祯的领导下，与敌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他们分别采取“依靠山头打游击，你进我退暂隐蔽，时机一转我出击，革命斗争永不息”等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打击敌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两次反革命军事围攻。
政屏边反围攻时期，正值闽东、闽北红军积极向洞宫山挺进，以寻求两块根据地的互相配合。张家镇、张发祯亲率政屏游击队为黄立贵部寻找闽东红军队伍，配合黄立贵攻打了周宁楼坪乡公所，造成声势，使闽北红军终于和叶飞所率闽东红军胜利会师于洞宫禾坪村；1936年4月，闽北、闽东两支红军主要领导人在洞宫仰头村召开著名的“洞宫山联席会议”。张家镇、张发祯发动革命群众积极为会议作准备，筹备粮饷、担负响导、站岗放哨、动员扩红，给红军的活动尽到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与配合。
1937年底，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政屏地区的地方骨干和游击队90多人随军北上抗日，仅留下张家镇、张发祯等十几人坚持地方工作。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彻底剿灭我地方武装，省保安旅陈佩玉集结重兵围攻政屏。1938年3月，张家镇到新康口找范振辉时，不幸在“新康口事件”中壮烈牺牲，政屏地区的领导重任落到张发祯肩上。为争取主动，张发祯遂将政屏中心区委机关移到地形较好的天坑垅隐蔽下来。1939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天坑垅，捕杀地下党员，大肆摧残游击根据地，用高压手段强行解散了政屏地区的贫农团组织。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张发祯并未被敌人所吓倒，他与幸存的地下党员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斗争。1943年4月的一天，张发祯正肩背药袋，准备到天坑垅开展秘密联络工作，国民党乡政府派乡队兵一百多人突然包围仰头村，张发祯被捕，被悬吊于村头严刑拷打，企图用淫威逼迫张发祯交出政屏地区地下党员和革命组织情况，但张发祯始终守口如瓶。敌人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将拷打得奄奄一息的张发祯杀害。
 
杨荣堂
杨荣堂(1913～1943)又名胡敦恒、胡敦万，外屯乡胡屯东山村人。出身于世代贫穷的农民家庭。其父胡让兴长年以租种“轮照田”勉强维持全家生计。杨荣堂十六、七岁时，病魔相继夺去了他的双亲，从此，他与长兄胡陈瑞相依为命。
1937年初，杨荣堂的长兄因不满当地保长勒索而聚众抗租，锒铛入狱，被以“土匪”的罪名加害于镇前。1938年春杨荣堂投奔建松政游击队，遂易姓更名为杨荣堂，以示自己的堂堂正正。当时，建松政特委正在举办政治军事学习班，杨荣堂一来就被送往学习班学习。不久，即被提升为班长，并由魏得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杨荣堂被派往政和县二区做发动群众工作。当时，大刀会在二区很盛行，其组织遍布各个偏僻的山村。大刀会除个别被豪绅地主利用外，绝大多数是贫苦群众。他们既有迷信盲从的一面，又有对社会不满，具有反抗的一面。二区工作的关键是正确引导争取大刀会。杨荣堂深入了解和研究了大刀会的习性和要求，和他们结拜兄弟，喝鸡血酒，做了大量分化、引导和争取工作，团结了大批大刀会徒。1940年5月，寿宁县长杨绍意调往沙县，途经新坑口土地庙，杨荣堂发动已经改造的“大刀会”在此伏击。县长险些丧命，丢弃轿子狼狈而逃。这次战斗共毙伤敌30余人。1941年初，杨荣堂改编了一股大刀会，建立一支二、三十人的武装队伍，活跃于政和二区一带。5月他把这支队伍带往浦城仙山岗，编入建松政特委游击队。该队伍虽已编入特委游击队，但在思想和行动上仍留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对此，杨荣堂不是采取简单取消的方式，而是注重启发教育，用事实来说明封建迷信的荒诞和不可信。一天，游击队要到浦城，而大刀会首范某却占卜说那天行动凶多吉少，要等第二天行动才是吉祥之日，迟迟不肯前行，杨荣堂只好尊重他们。可是第二天偏偏碰到大股顽敌，还好杨荣堂早有准备，他带队冲杀在前，终于击溃了顽敌。这件事使他们认识到大刀会符咒不可信，以后也就慢慢地取消了行动中的烧香占卜。该队伍通过杨荣堂的言传身教和革命道理的熏陶，逐渐改造成为一支坚强的游击队。
1941年6月，政和县委组织部长叶河丁被捕牺牲，由杨荣堂接任。下半年，杨荣堂率领游击队的一个分队转战浦城碗窑荷岭村、建瓯大岭、松溪青山、政和稠岭等地，频频出击，连克敌人。此时的杨荣堂已由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1942年8月，杨荣堂与宣金堂两人化装成国民党的游兵散勇，巧妙抓到松溪大地主“李担盐”(外号)。在陈贵芳率领游击队采取“声东击西”攻打政和城时，杨荣堂又装扮国民党“接兵部队”军官，使这次奇袭政和城任务顺利完成。
1942年10月，杨荣堂被任命为“王助中队”中队长，担负起建松政游击队的领导重任。
1943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第三次军事围攻。以顾祝同部属钱东亮为总指挥，在建阳建立所谓“闽北绥靖指挥部”，重点围攻建阳和建松政地区。4月中旬，钱东亮部属参谋长柴毅亲自率军坐镇东平，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等毒辣政策，大肆摧残建松政地区。为了有效地对付顽军，杨荣堂率领游击队选择松溪路下桥一个最反动的保安中队开刀，以“调虎离山”之计，引敌顽于莫上岭下。他们不到半个小时就全歼这个敌顽分队，狠煞了敌顽的威风。
5月初，杨荣堂带领一个班仅七支枪的队伍从东风山出发，经吴山头、杨梅垄、潜回外屯一带，不料在灰厂与敌顽交火，暴露目标。敌顽连忙调集外屯、镇前乡丁及县保安队共一百多人前来围拿杨荣堂，并在湖屯密布暗探，把守路口，盘查行人，企图困死游击队。
5月19日晚，了解情况的杨荣堂部分族亲被敌恫吓丧义，以送饭慰劳为名，带领保长及其走狗突袭棺材坑，杨荣堂重伤被捕。6月15日，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们将杨荣堂杀害于政和东门长坑桥。
 
陈贵芳
陈贵芳(1918～1986)，乳名陈牯老，是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边境地区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之一。
陈贵芳出身在政和县东平镇高山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后举家迁到凤池村。1928年陈贵芳的父亲陈机水和3个叔叔先后参加了党组织，祖母和母亲也参加党的地下联络工作，全家成了红色堡垒户。陈贵芳从小在革命家庭的影响下，于1933年5月加入青年团组织。1934年8月担任儿童团长，10月任闽北红军58团通讯员。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担任共青团东平区委书记、中共东平区委书记、政和中心区委书记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贵芳作为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的代表，在东平镇与国民党地方代表谈判，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建松政地区的形成。1938年2月建松政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陈贵芳留在建松政坚持斗争。
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顽固派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袭击在建松政地区中共机关驻地，枪杀中共干部和群众。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中心区委在陈贵芳的带领下，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自卫斗争。他一面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相机建立反顽自卫武装，一面与顽军周旋，打击其嚣张气焰。同时加强组织建设，党组织发展到15个支部，党员达350多人游击队扩大到三个班，50多人，各项工作都有很大发展，政和中心区委升格为县委，陈贵芳任县委书记。1939年5月在建松政首次党代会上，陈贵芳当选为出席省党代会代表。同年8月在省委扩大会上，政和县被评为“模范县”。1940年10月，陈贵芳奉命率领40多名武装人员到省委驻地，保卫省委机关。
1941年2月，闽浙赣三省顽军出动二个团正规军向闽北地区发动第一次军事围攻，地方党组织遭严重破坏。省委派陈贵芳回建松政担任特委代理书记，负责恢复该地区工作。陈贵芳坚决执行省委指示，和张翼等其他同志一道，联系被分散隐蔽的同志，取出埋存的枪支，从镇压反革命入手，发动群众，整顿党组织，并在此基础上，主动出击，攻打了水吉、樟墩、杭头乡公所，还在外屯附近消灭敌人一个排，在浦城歼敌一个中队，煞下敌人气焰。同时，恢复了政和、松溪县委和水吉、浦城特区委，扭转了建松政局势，粉碎了国顽第一次军事围攻。
1942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80师对闽北发动第二次军事围攻，重点围攻省委机关所在地邵武及光泽、黎川一带。陈贵芳担负牵制敌人的任务，在战斗中与省委机关失去联系后，转战在崇安、铅山、文丰等县，有效地牵制敌人，减轻省委的军事压力。这时，日寇进攻浙赣线，国民党顽固派将“皖南事变”中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将士押往福建，途中暴发了震惊中外的“赤石暴动”。暴动出来的同志人地生疏，食宿无着，处境十分艰险。陈贵芳得悉后，率部寻找从茅家岭和赤石两次暴动出来的46位同志，并将他们陆续集中到上饶外茶园香菇厂。接着将这些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一支游击队。为了解决武器问题，他们袭击敌26军修械所，缴敌人8挺机枪，5支冲锋枪，70支步枪和一批弹药，充实了游击队的装备。
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出动20个团的兵力向闽北地区发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第三次军事围攻。在敌人惨绝人寰的狂捕滥杀中，陈贵芳的二叔机清、五叔机富先后遇难。72岁的老祖母也惨死在敌人的酷刑之下，母亲叶彩菊三陷囹圄饱尝皮肉铁窗之苦，不满六岁的弟弟也夭折在监狱之中，十四岁的妹妹玉兰被敌特投毒身亡。敌人灭绝人性地残杀陈贵芳全家后还到处张贴赏榜，出重金三千购买陈贵芳的脑袋。陈贵芳居危不乱，强忍巨大悲痛在与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领导建松政人民开展英勇的反顽斗争。在磨上岭下，全歼顽军一个分队。5月，当游击队转移到上杉溪村，被搜山队发现。顽军日夜围追堵截。陈贵芳率部采取迂回战术，凭借大森林，夜行百里，游移不定，使顽军处处扑空。为了进一步拖垮累垮敌人，摆脱尾追之敌，陈贵芳采用了“疑兵之计”，把部队开到松溪白马寺大道上，一路上抓敌人的守望哨，张贴标语，并向群众买菜，造成大部队过境的声势，同时在通往龙头山的高山徒岭上划路标，写鼓动口号，摆出游击队要在龙头山布阵设防的样子，随后放回一些守望哨人员回去报信。敌人得报后,纠集成千上万的敌兵和搜山队欲与游击队决战。陈贵芳却率领游击队通过一条山径穿越天堂山，到浙江庆元崔上村休整，甩开了敌人的堵截追剿。10月，陈贵芳率领分散隐蔽的三路游击队于水吉北孟坑汇合，在政和的西表、水尾、水吉的樟墩、外屯、松溪的花桥、牛辄岭歼灭一批敌顽，同时还袭击松溪县城，吓得敌人不敢轻易出兵，而后又在松溪花桥一举歼灭国顽钱东亮师参谋长柴毅的主力“张发财”部队。
1945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军事围攻失利后，变换策略，妄图潜入游击队内部搞垮游击队。建松政三县特务头子陈学达亲自出马,伪装同情革命，派人与游击队联系。陈贵芳将计就计，将建松政特务组织一网打尽，又一次粉碎敌人阴谋。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建松政进行新的“清剿”。陈贵芳率领建松政人民，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自卫斗争。攻打政和林屯乡公所和建瓯县城，打通浙西南交通线。1946年春，陈贵芳调任省委主力部队参谋长，为恢复闽西北作了大量工作。1947年1月，福建省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建松政特委改为闽浙边地委，陈贵芳任区党委委员兼闽浙边地委书记。
1947年2月，陈贵芳领导闽浙边人民，开展爱国游击战争，恢复建松政、松浦龙庆、寿政庆边等地区，成立“闽浙边游击纵队”。9月，陈贵芳乘农历26日墟期，率游击队130多人，化装成国民党正规军，并动员200名民兵，乔装群众赶集，巧妙地攻下小梅镇，缴获3000多丈布匹和大批军需，破仓分粮五千多担，还就地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十恶不赦的乡长和警察所所长。这一仗震慑了闽浙两省国民党反动派，扩大了游击队的影响。
1949年1月，陈贵芳奉命率部到省委整编，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游击纵队，陈贵芳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闽浙赣，陈贵芳率部北上江西，沿途攻打了南平峡阳保安大队指挥部、乡公所、警察所、海军办事处等，全歼其军政人员，对敌震动很大。5月8日游击纵队主力与二野陈赓兵团胜利会师。陈贵芳等到鹰谭受到陈赓司令员的接见。五月底，纵队配合解放大军南下，解放了闽北，陈贵芳任建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
1951年9月，陈贵芳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5年受曾镜冰案牵连被隔离审查，1957年3月下放到建瓯任县委书记，1958年大办工业时，陈贵芳被调潘洛铁矿任党委书记，不久又调福建省冶金厅工作。1961年后，他先后调任福州市副市长，宁德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陈贵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处理，但他始终相信党，经历各种考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省委十分关心陈贵芳政策落实问题，洗雪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1982年6月，陈贵芳恢复工作，先后担任省老区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顾问和省政协常委。他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不顾年迈体弱，仍带领干部跋山涉水，深入到老区基点村，倾听老区人民的呼声，鼓励老区群众发扬革命传统，走自力更生道路，改变老区经济落后面貌。1986年1月5日病逝。

第二章　革命烈士英名录